今年清明，回老家海田去为父母扫墓。中午在桥头的邓怀荣酒家吃午饭时偶遇公社广播站广播员蒋桂荣先生的儿媳妇张小兰，我问：“垮娃儿的爸爸现在身体还好吗？”回答说：“感谢邓老师的关心，垮娃儿的爸爸去年冬天得脑溢血去世了。”听到这里，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悲痛涌上心头。从老家海田回到县城，至今已将近四月有余，这种伤感和悲痛时时萦绕于怀，甚至夜里也常常梦见蒋桂荣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伤感悲痛之余，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蒋桂荣先生生前的点点滴滴往事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家住在永兴公社的隔壁。记忆里，那时候，公社里有书记许任合，还有蚕桑员毛修培，公安员韩大寿，水利员刘成冲，放映员唐中烈、朱运邦，炊事员刘成坤，还有广播员邓胜周、蒋桂荣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妇女主任罗书香，公社机构简单，人并不很多。当时人们把公社干部称为八大员，在群众的心目中，他们就是清廉公正的代名词。在上述所有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蒋桂荣先生。记忆里，蒋桂荣先生那时候三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皮肤黝黑，时常穿着一件红背心，红背心上有的地方已经洗得泛白，背心上有的地方还有三三两两的小眼，透过眼子就可以看见他黝黑的皮肤。平时，蒋桂荣常常穿着一双草鞋，冬天的时候穿一双黄布胶鞋，看上去，与其说是一个公社广播员，倒更像是一个刚从地里干完农活走上田埂的淳朴憨厚的农民一样。小时候的我们时常看见他一大早背着一个大背篓，背篓里背着垮娃儿，手里牵着他的女儿蒋群英，气喘吁吁地从几十里外的家里匆匆忙忙地赶到公社里来。即使在公社的隔壁，我们也常常可以听见书记大声斥责蒋桂荣的吼声，说什么不请假又私自往家里跑，如果不想干了，各人自己收起铺盖卷儿滚回去！那时候，每到下午时分，蒋桂荣便会从我家门前经过，到河里去洗澡，我家父母便常常笑嘻嘻地开蒋桂荣的玩笑：“蒋光头，你昨天又挨书记的骂了哇。成天到晚就想回家去守婆娘！哪天总要遭书记把你开除呱嘛！”听到这里，蒋桂荣便会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孩子突然被老师当场抓住似的面露难色地辩解道：“我是昨天晚上把广播开完了后才赶夜路回去的，又没有耽搁工作！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一个人要种几个人的田土，光靠我家属肖群珍一个人在家怎么得行嘛？我不回去帮，谁会去帮嘛！”我父亲常常继续开蒋桂荣的玩笑，说：“你不帮，有人帮！”蒋桂荣听到这里却并不发怒，把洗澡用的毛巾往肩膀上一搭，然后就笑骂一声：“老子不和你讲了！”然后笑着骂着走到河边洗澡去了。每逢夏天来临之时，尤其是炎炎酷暑之时，那时候，公社广播站里有一把大电扇，每天夜幕降临之时，我们这些家住公社附近的小孩便会邀约一起去公社广播站里扇电扇乘凉，蒋桂荣便站在广播站的门前，背靠门框，两手抄在胸前，一只脚横跨在门槛上，不许我们进去扇电扇。看见我们近乎哀求的目光之时，蒋桂荣便笑嘻嘻地冲着我们这群小孩摇头晃脑地说道：“要扇电扇也可以，但有个条件！”我们便问：“什么条件嘛？”蒋桂荣继续说道：“要进去扇电扇必须先得喊我喊爸爸！”“我们喊叔叔行不行？”“不行！必须得喊爸爸才得行！”为了能够进去扇电扇，于是我们只好逐个逐个地喊他喊爸爸，我们每喊一声，他便答应一声：“诶！”然后就放我们进去扇电扇。等到广播快完了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扇电扇结束的时候到了，恋恋不舍地离开广播站，等我们走到距离广播站十几米的地方时，我们这些小孩子便邀约一起大喊：“打倒蒋光头！蒋光头大坏蛋！打倒蒋光头！蒋桂荣不是我们爸爸，蒋光头蒋桂荣是个大坏蛋！”蒋桂荣便会走到广播站的门边来朝我们大骂道：“嘿，些狗日的小兔崽子，刚才还在喊我喊爸爸，现在把电扇一扇完就不认人了啊！下次你们休想再到我这里来扇电扇了！”几天过后，实在热得不行，我们这些小孩又会邀约一起去广播站扇电扇乘凉，前几天我们骂他的事情，他竟然放佛忘记得一干二净一样，丝毫没有重新提起和惩罚我们。记忆里，蒋桂荣先生不仅是一个淳朴憨厚童心未泯的人，同时更是一个嗜酒如命而又命大福大的人。曾经很多次看见蒋桂荣先生下乡为村里人安装广播线，然后在村民家里喝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肩膀上搭着一个爬广播电线竿子的绳梯，踉踉跄跄摇摇晃晃地往公社回走，有时候，走到半路上的红苕地里，居然不胜酒力，一头倒在地里睡着了，呼呼大睡时的鼾声，让附近村民以为是谁家的散放的小猪在偷吃他们家的苕藤，于是便拿起响篙前来驱赶，走近一看，才发现是蒋桂荣先生躺在地里睡得正香。有一次，蒋桂荣喝酒醉倒在永兴观音塘村路边的池塘里，竟然睡在了池塘岸边厚厚的水草上，竟然没有沉入水中，酒醒之后，翻身爬起来又匆匆赶回公社开广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一回蒋桂荣先生喝醉了酒，然后踉踉跄跄地去公社后面上厕所，谁知一不小心失足栽进了公社的废沼气池，他在沼气池里有气无力地喊着救命，幸亏我家父母听见，于是扛上楼梯拿上绳子，将身陷沼气池中的蒋桂荣先生背了上来，背上来一看，蒋桂荣先生居然又呼呼地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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