嶙峋的片石堆砌而成屋基，稀疏的竹篾随意而率性地编成竹墙，鱼鳞似的青瓦片星星点点地掩映在婆娑的竹影之间，一条潺潺的小溪缓缓地流淌而过，小溪之上有一座雕有双龙戏珠的古老的小石桥“哗啦啦”的溪水穿桥而过汇入河中。就像常常忆起远去的父亲和母亲一样，越过时光的河岸，故乡乡村的打米坊，常常无形之中，步履蹒跚地进入我的梦乡。记忆中，三十多年前，永兴公社最早的打米坊只有粮站才有，后来我们读书的永兴小学也办起了打米坊。那时候，在小学cao场上一排长长的瓦房子里面，右边是打米坊，左边便是我们上课的教室，每每一到下课时间，隔壁的打米坊里便会传来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一般的敲打着我们的耳鼓，透过稀疏的竹蔑墙和透亮的窗棂，直接就可以看到打米坊里打米的情景。只见宽敞的打米坊里，一头安装着一台拖拉机机头一样的机器，相距四五米远的另一头则安放着一个约半米高的机器，看上去像一只躺卧在地上温驯的山羊一样，上面一个四四方方敞口的铁皮容器，屋外的地坝里放着一台木制的风车。需要加工之时，学校负责打米的师傅便慢腾腾地将一根半尺有余的黑色宽皮带套在两台机器光亮的齿轮上，前来打米的乡亲便兴奋异常地双手抱起箩斗，往打米机四四方方敞口的铁皮容器里倒进黄澄澄的谷子。学校负责打米的师傅便淡淡地问一声：“倒完没得？”当听到倒完了的回答之后，师傅便又慢腾腾地走到打米坊最里边的一堵墙壁前，将一个大木板上的电开关铡刀使劲地往下一拉，接着整个屋子里便传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烟尘斗乱，地动山摇一般，片刻工夫，机器的轰鸣声居然又戛然而止了，只见打米的师傅和前来打米的乡亲又迅速地从屋子里跑了出来，站在打米坊的门框边剧烈地咳着嗽，头上的头发、眉毛、胡子、身上，居然全成了白乎乎的一片，仿佛突然从哪里钻出来的两只白毛猿猴一样，让人看了忍俊不禁。后来，公社五通村一位姓邓的农民和另一个姓胡的农民也相继开起了打米坊。一个开着永兴老街的场口上，另一个开在公社大桥的桥头旁。每天前来打米的乡亲络绎不绝，一大早便听见打米坊里传出“隆隆”的机器轰鸣声，直到深夜仍在加工。实在加工不过来，打米的师傅便吩咐前来打米的乡亲将装满谷子的箩斗留下，说是加工好了之后再来挑走。有人放心不下，说是师傅加工完了后会偷米。常常有人悄悄地发着牢骚说：“咦，我挑的一百斤谷子来，怎么只打出这么点米，狗日的坏家伙肯定偷了我的米的。”因为没有证据，因此也只能是悄悄地发发牢骚罢了。家乡的乡亲大多淳朴厚道，有时候，即使当场抓个现形，乡亲们也顶多朝着打米的师傅笑骂一声，哈哈，这回把你个狗日的终于逮到了哇，还说没偷我的米，看，看，看，起码这次不下偷了我十斤呢。然后互相一阵笑骂，又乐呵呵地交了加工费，乐滋滋地挑着打好的米晃悠晃悠地一路迤俪而去了。其实，很多时候，打米坊里自己也加工干面出售。打米坊的师傅将黄澄澄的麦子在一个磨面机里加工成雪白的面粉之后，然后就在一张又长又宽的木头案板上加水和面，反复揉搓之后，再将面团放进一台加工挂面的机器，机器里便会吐出雪白的面条来，瀑布似的喷涌而出，一人便手拿一根又一根尺余长的竹棍穿过面条，又耍魔术似的cao起面条，挽过来，又挽过去，挂满十余根竹棍之时，才用剪刀剪断面条，另一人马上上来端上挂满面条的竹棍，端到屋外的竹篙制成的架子上晾晒。往往只需晒上一个红花大太阳的时光，润湿的面条便就成为了雪白的干面。加工面条的师傅，便又将竹棍和面条一起收回打米坊，平放在案板之上，用一把锋利的菜刀将干面统一切成二十多厘米长，然后，用废书纸将干面裹成圆柱状，一般裹成两斤一把，整整齐齐地码成一山，于是就可以出售了。说是出售，其实更多的时候常常是保留着以物易物古朴而原始的交换方式，一到逢场之日，三乡四里的乡亲们常常都是背着大口袋小口袋的麦子前来兑换干面，一般是一斤麦子兑换七两到八两干面，附带收取几分钱到一角钱加工费不等。那时候，故乡的乡亲们，每逢逢年过节或者走亲戚，大多喜欢背上一个花花绿绿的布口袋，稍微时尚的就是背上一个黄颜色的帆布口袋，口袋里面装上两包各一斤装的白糖冰糖，外加两把各两斤重的干面。年轻的小伙在街上赶场之时，如果看中了自己中意的姑娘，往往辗转找到媒婆一起前去提亲，第一次相见自然要送礼物，除了冰糖白糖干面，干面上还要帖上二指宽的一绺大红的红纸，如果女方人家收下，并将干面煮出来招待客人，则表示女方同意这门亲事，如果对方将礼物全部退回给客人，则表示这门亲事基本上算黄了。小时候，每天傍晚时分，当各家各户的袅袅炊烟渐渐升腾之时，我家慈祥的父亲便会放下裁缝铺里的活计吩咐我们道：去我们家的红苕地里掐点红苕尖儿回来，今天晚上我们全家吃面条！我们兄弟姊妹们一边欢呼雀跃着在红苕地里掐苕尖儿，一边偷偷地刨上一两根红苕，拿到河里洗了，当作最美的零食美美地享受。当香喷喷的红苕尖儿面条端上桌来之时，我们又总是风卷残云一般将碗里的面条呼啦啦地吃了个精光。慈祥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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