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内心最深处，我一直最同情和怜悯猪这种可爱而可敬的动物。贪婪好吃。愚蠢痴呆。但凡人类创造的很多很多的贬义词大多可以毫不负任何责任的往它的身上尽管倾泻式的使用。其实，我想说的是，这样对待猪这样可爱而可敬的动物其实是很不公平的。小时候，我们一家大小六口，仅仅依靠父母在裁缝铺里起早摸黑打衣服挣点微薄的收入实在是难以维持生计。于是，勤俭的父母，每每一干完裁缝铺里的活路，就得又忙碌地带领着我们四兄妹一起下地干活。说是地，其实也就是永兴公社附近的乡亲们送给我们家开垦的一些零星边角的荒地。葱、蒜、丝瓜、苦瓜、南瓜、玉米、红苕、白菜、萝卜、花生、甘蔗，但凡地里能种植的作物，父母都会一一按照农时节令及时栽种。记忆里，我们全家六口人居住的裁缝铺只有四排三间小屋，可是，紧邻我们寝室灶屋旁修建的猪圈却像金庸小说里的古墓一样纵横交错达六七个之多，猪是母亲的生命。在母亲的眼里，小猪大猪白猪花猪青猪黑猪公猪母猪远远比小时候的我们重要得多。母亲养猪鼎盛之时，一次性养了十四五头猪之多，那猪圈就直接用山上砍伐而来的树棒或者椽角木板拼凑而成，木板与树棒之间再用铁钉子耙子或者用竹篾条捆扎牢实，我家的猪们就在这样简陋的住所里心惊胆战地吃喝拉撒或者休闲散步，像踩钢丝的杂技演员一样，晃悠晃悠的，压得猪楼直打闪闪。尤其是那猪楼木板之间的很大的缝隙，可以直接看见茅厕坑里青绿色的粪水和白花花漾动的蛆，还有臭哄哄恶心的粪水味道刺鼻地满屋飘溢。稍微搭个石板或者木板再扯张半透明的亮油纸遮掩遮掩便成为了邻居公社干部或者赶场的乡亲们到我家上厕所的方便之处。有趣的是，我家的猪们非常认人，一旦外人到我家上厕所一蹲下去时，无论男人或者女人，无论俊男或者靓女，我家那些正在吃潲水的猪，居然色色地突然就从猪圈的木栏里伸出了老长老长的嘴来舔上厕所之人的pi股。上厕所之人往往猝不及防，往往还来不及扯上裤子，pi股上便就沾满了潲水，气急败坏的上厕所之人就直接站立起来，随手抓起横放在猪圈上方的“响篙”朝着那猪便是一阵“噼里啪啦”地乱打，那不落教的猪直被打得“嗷嗷”直叫唤，但依旧扑扇着大耳朵幸灾乐祸地摇头摆尾晃脑壳，从此一传十，十传百，三乡四里好多赶场的人都害怕到我家上厕所。但我家的猪们打不怕，没记忆，当有外人到我家又来上厕所的的时候，往往又会伸出那老长老长的嘴来舔上厕所的人的白花花的光pi股，于是又挨打又挨骂，在这样无情的殴打式教育中，我家的猪们居然就风调雨顺不知不觉地长成了大肥猪大毛猪或者长成了过年时人见人爱人见人夸的大年猪。最使我刻骨铭心和难以忘怀的就是家中杀年猪的情景了。那时时间往往已经进入到了农历的冬月，勤俭的父母反复商议后精心挑选冬月一个吉利的日子天气晴好的早晨，我们全家大小都精神抖擞地起个大早。然后，在家里堂屋神龛下，父母先去神龛前烧些火纸口中念念有词地喊着公公婆婆等等敬了自家祖先，然后，父亲在神龛下的八仙桌前坐了，母亲坐在中席，我们四兄妹则恭恭敬地站立桌子旁边，父亲表情十分严肃，像发布命令似的讲话，父亲说今天我们家杀年猪，是一件大事，不允许任何人打烂锅锅碗碗，要严肃，不许嬉皮笑脸等等，规矩多得记不清了，至今。接下来，我们一家大小都庄重地走到灶屋后的猪圈旁，那神情仿佛不是杀年猪，至今想来那情景倒很像是我们老家兴旺镇那个叫“吉兴娃”的天棒触犯了神圣的法律，而且被判处了死刑要送上刑场枪毙一般痛苦。因为在我们家里，在母亲的眼里，我们家的每一头猪都是我们家的一个重要成员，甚至比我们都还重要似的。那猪楼里的猪仿佛也知道明年的今天就是自己的忌日一样，直往猪楼的最里面闪躲，耳朵扑扇扑扇着，爬满了眼屎浑浊的眼睛仿佛在流着浑浊的泪。母亲一块一块地抽掉猪楼的铺板门，父亲翻进猪楼里，嘴里一边呼唤着“猡猡猡”的声音，一边将粗大的麻索套在了猪的颈项上，然后，将猪牵出猪圈来，那猪也不躲不闪，鼻子东嗅嗅西闻闻，懵懵懂懂地走出了猪楼。母亲就拿个响篙在猪后面轻轻的吆，我们四兄妹就跟在母亲身后莫名其妙地走。快要临近公社食品站的屠宰场时，无论父亲在前面怎么拖，也无论母亲在后面怎么狠心地打，那猪就是躺到在地死活不走了。于是，大哥便接受父亲的吩咐故意做出凶神恶煞的样子冲前去抓住猪的耳朵往前拖，二哥便到猪的pi股后面抓住尾巴往上提，往往抓得满手是屎。我和姐姐则不敢上前去，就在旁边像啦啦队一样喊着“吃打，吃打”那猪于是就被狠心的我们生拉活拽地拖曳着进了屠宰场。
那屠宰场里简直就和传说中的阎王殿一样阴森和恐怖。满地都流淌着刚刚被杀的猪的血水和粪水，半空里高高悬挂着青黑闪亮的铁钩子泛出幽幽的光，又大又宽的屠宰凳仿佛狰狞的魔鬼露出残忍的笑。那时候，永兴食品站里有三四个屠宰工，一个和我母亲一个姓，姓刘，一个叫疥麻子，是我远房的邓家长辈，还有一个姓唐的矮个子屠宰工，满脸长着胡茬和横肉的“疥麻子”杀猪的本领最厉害，据说可以轻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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