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景泰在年幼之时所得到的可以不之国的优待。一方面是出于传统，明朝之前那么多藩王，就藩的年纪最小的也有十七八岁。而朱祁钰当时年方七岁，怎么想也不可能让他就藩。另一方面，其实更当归功于几位宣宗的托孤重臣和尚且在世的张太皇太后，归功于他是宣宗除了堡宗以外的独苗。因为作为宣宗亲妈的张太皇太后和被宣宗厚待优待过的老臣们，他们也不会忍心看见宣宗本就稀少的子嗣，因为年幼奉藩且失去母亲照顾而可能早夭，使得宣宗的血脉有断绝的风险。可是这份恩典，等到了朱祁钰逐渐长成，乃至于年过二十，堡宗依旧不肯放他就藩的时候，其实却反而成为了景泰身上的枷锁。】！【为什么会说是枷锁与桎梏？首先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经过建文、永乐、宣德三朝的削藩，以及正统年间对藩王约束力度的加大，在正统朝做藩王其实并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藩王们虽然有自己的封地,但是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权力。自永乐年间开始,官员对藩王的监视力度就大大加强,常有告发检举乃至于诬告的现象发生。严格的藩禁政策也随之出台：按照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的规定,亲王建国之处，凡正旦、冬至和千秋节，本国官员都应该前去朝见庆贺——这也正是朱祁镇会让京城官员前去“朝王”的理由，因为某种意义上这是传统。堡宗只不过为了彰显所谓“亲亲之谊”，难得大方了一回而已。但是，在允许朝见的同时,正统一朝还出台了官员朝王必须“一见即退”的限制,禁止王府之人擅出宫门,严禁官军旗校及妇女等人非公事擅入王府。出城扫墓需要提前向皇帝申请,要不然就会被严厉斥责；禁止出城行香和游览,基本上除了送葬和扫墓以外，压根再也不能出城，甚至是出府；禁止外地市物,缺啥想买都得给皇帝打报告……救命啊，这简直就是坐牢一般的待遇了！甚至，如果人在封地上,这些藩王还可以仗着自己最无可动摇的法律特权，犯了什么事情都要直达天听,基本上就是被训斥一通。出去晃悠晃悠，自己王府的属官要是关系比较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混过去了。但是朱祁钰没有就藩啊,他就在堡宗眼皮子底下。要是想要出门，就算王府属官不举报，在京城路上随便晃悠一圈说不定都能碰见好几个认识他的官员。然后立马弹劾举报一条龙，堡宗上午收到的消息，都不要到中午，斥责他的敕令就能发到他的王府门口。说不定因为距离过近，他还要下午亲自跑去请罪。……这叫什么日子啊。所以也难怪他在正统十四年之前活的宛若一个透明人一样，所有的记录基本上都是被堡宗拿来作为展示自己多么“兄友弟恭”的工具，结果还抠门到赏赐都不愿意多给几分。这也就是很多人误以为的郕王懦弱的名声由来了——但是，在这样严格的约束之下，朱祁钰选择蛰伏下去、保持着谨小慎微以求无过，这又有什么好苛责的呢？】
朱瞻基是默然的。对于一个皇帝来说，严格控制地方藩王以防他们心怀反心打算造反，这算是错吗？当然不是，人都是有自己立场的。而皇帝的立场，天然就决定了他们一定会对能够威胁自己政权的藩王产生敌对情绪。但是——他心里夹着根刺。作为父亲，没有看见仅有的两个子嗣能够和睦共处。作为皇帝，他又没有看见长子成熟稳重的政治手腕——就像天幕先前所说的那样，两人之间完全没有皇位之争啊！没有这样的矛盾，又是新君唯一的兄弟。可以说换了别的皇帝，借厚待朱祁钰以展现天家和睦可以说是完全不用多加思考的手段。不就是一个庶弟吗？多给他点钱，多给他丰厚的赏赐。让他得以好好生活享尽荣华富贵，这难道对于大明的财政来说是什么不可承担的重负吗？寡恩刻薄，这个词竟然也能够用来形容他的长子——不，孝景皇帝的寡恩，尚且还没对准什么僭越之事都没犯下的梁王呢。——自私自利。【话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对景帝的身世和处境有了初步了解了。他是庶幼子出生，上不得亲父慈爱，生母护佑，嫡母宽厚；下没有长兄爱护，封地自保，礼法大义。在命运迎来那个出人意料的转折点之前，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荒谬与可笑。也许，如果没有土木堡，朱祁钰的一生不过就是透明而庸碌的一生，在他抠门的兄长终于意识到这个庶弟可以放出去了之后，在自己的封地上安静而无闻地活着直到老去。但随着那个宿命般的夜晚来临，他注定要在历史上写下泣血的一页残章，用不算完美的八年，给他心爱的一片日月山河续上溢满血泪的注脚。】天幕的画面缓缓流动着，终于浮现出了那让宣宗君臣已经听闻了无数次相关名头的字眼——土木堡之变。朱瞻基望着那行云流水一般飘逸的行书，恍惚却感觉那泼洒而出的不是墨迹。是肆意喷溅的血迹。【宣德十年，明宣宗章皇帝朱瞻基去世。他的太子朱祁镇年少登基，却因稚嫩不被认为可以亲政，朝政主要掌握在张太皇太后和辅政大臣三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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