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他在入职公司之前就一直在这家私人心理咨询中心接受治疗。心理治疗的过程应该是具有连续性的，就跟牙医一样，很少会中途换医生甚至说换医院的。这家私人的心理咨询中心虽说不是公立三甲，但是里面的医师是持有正规执照的，这是我让徐离提供过的。”
对于心理治疗，尤其是长期的心理治疗来说，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相互信任是非常重要，否则患者对心理医生过多保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医生对患者病情的判断。
因而，在找到自己认为合适的心理医生后，基本是不会更换，这样才能起到理想和连贯的治疗效果。
而且，公立三甲医院是一般规定，又不是定死的。若是飞行员身处一个附近没有公立三甲医院的小地方，那在有疾病的时候还不能治疗了？这根本就没有道理的。
说实话，这个规定应该是每个航医都知道的才对，言冉身为主任航医说出来这种不专业的话搞得航医都在思考言冉是不是对他有意见。
言冉耸耸肩：“抑郁症又不是一般的疾病，怎么能在私人诊所接受治疗，这份医学材料的合规性就要打个问号。而且，我看这份治疗记录中，他吃过药，有局方的特许合格证吗？”
抑郁症的用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飞行员的工作能力，所以每个患有抑郁症的飞行员的用药都是经过严格管制的，还需要局方提供的特殊用药许可。如果没有，那服用此类药物就是蓄意降低自身工作能力，是极为严重的处罚点。
“有的！”航医立刻说道：“在入职的时候，他就提供了此前的医学材料，体检合格证也是没问题的。”
“那先将航卫停飞延长一个月吧！”言冉将徐离的医学材料递还给航医：“抄送飞行部领导的邮件就写此飞行员治疗效果需后续观察，不予复飞。”
航医人傻了，接过医学材料，犹豫了会儿，还是问道：“主任，按照局方规定，在病情稳定后四周内，飞行员状态稳定，就可以满足复飞条件啊。是最近关于精神类疾病的规定有了什么变化了？”
“你是觉得他可以复飞了？”言冉笑得异常灿烂：“可以啊，那复飞证明你来签字呗？以后出了事，你来担责任！”
“不予复飞？什么意思，我提交的材料应该没有问题吧？”徐离在电话里收到了航医通知他不予复飞的决定，第一个念头是怀疑自己是不是漏交了什么材料。
航医连忙说道：“额，主任说你需要等上一个多月的观察期，之后再视情况决定复不复飞。”
听到这话，徐离不禁起疑，他已经停止服药很久很久了，而且现在已经是明确康复了，这都需要再等一个月？
徐离对这么长的观察期实在有些搞不懂：“按照航空医学手册，对于使用的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抗抑郁药物的飞行员可以在康复后数月重新获得飞行资格。我的医师是具有正规执照的，我也按照要求给你们提供了此前的治疗记录和进展报告，没有其他精神类并发症，没有使用除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的其他精神类药物，没有精神运动型迟滞现象。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已经不用服药超过两年了！我的医生明确表示我的已经没有问题了，而且这种康复的状态已经持续很久了。另外，我的病因不会引起病情复发的，这在治疗记录应该有吧。”
航医被徐离驳得哑口无言，徐离刚才将航空医学手册中关于抗抑郁药物使用的部分全给说出来了，甚至比他知道得都要详细。
原本民航是无法接受使用抗抑郁药物的飞行员的，因为这类药物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飞行员的工作能力。
飞行行业对抗抑郁药物的拒绝是本能和直觉上的，但是如今抑郁症已经发展到了世界性的常见疾病，尤其是对于飞行员这种高压环境下，在承受更多负担下，更容易造成精神上的问题。
而对抑郁症的绝对排斥，会让某些患有抑郁症的飞行员选择隐瞒自己的症状。因为一些轻微的抑郁症只会被解读会单纯的心情不佳，甚至在正规的心理测试中都无法准确测出抑郁症的存在。加之政策上的压迫，很多只有轻微抑郁症的飞行员有意或者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
鉴于抑郁症发病范围和发病率的客观现象，近些年，民航界开始对抑郁症的态度产生了转变。可因为民航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在转变量上也是极其有限的。
在民航飞行员的用药上，只需要使用副作用极小的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除了这个药物外，其他药物是不被允许的。而且，对于用药和观察期的规定制定得极其严格，甚至药量变化都要暂时停止飞行员的飞行资格。
其实，如果徐离还在服用药物，即便符合规定，但是公司航医保险起见不予复飞，他勉强还是认可的，毕竟大家都不敢担责任。可是，徐离已经完全康复了，而且停药不是一天两天了，情况还非常稳定，这还要再给他安个一个多月的观察期实在是过分了。
而且，虽然抑郁症存在复发的风险，但那种情况大多出现了重度抑郁症患者身上。徐离从来没有到达过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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