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时，杨冬梅的站位。
当常耀祖犯错却指着原主时，杨冬梅会不分青红皂白，第一个冲上来拧他的耳朵，指甲深深掐进他的皮肉里，厉声骂道：
“你这个不省心的东西！一天到晚就知道惹祸！”
她的巴掌，总是又快又急，仿佛打得越狠，就越能证明她与常家是同一阵线。
当常秀婷抢走他小心翼翼珍藏的、生父留下的唯一一枚旧邮票，并当着他的面撕碎时，他第一次红了眼眶。
杨冬梅看到的，不是儿子的伤心，而是继女撅起的嘴。她立刻将原主拉到一旁，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带着哭腔“恳求”他：
“你就不能让让她吗？妈妈在这个家立足有多难，你不知道吗？你非要让所有人都讨厌我们，把我们赶出去才甘心吗？”
她的“不容易”，成了架在原主脖子上最锋利的刀。每一次，在她打骂过他之后，或是夜深人静时，她都会来到他狭小潮湿的杂物间，坐在他床边，开始她的“哭诉”。
她说她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多么艰难，说常家能收留他们是天大的恩情，说只要他忍一忍，等他长大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这些眼泪，没有一滴是心疼儿子的伤，全是为了她自己坎坷的命运。
她用孝道和愧疚编织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将原主死死困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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