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了伊万的全部想法。她有没有出轨、叁人组究竟为了什么都不重要了。
但丁说：在人生的中途，我迷失了道路。伊万没有迷失，是洪水忽至，冲毁了坦途。他又像一只一直依附一颗树，靠它挡风雨、在上面觅食的小动物，风暴来临时，下意识地抱紧。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克莉丝汀死了，伊万该怎么办？克莉丝汀还活着，甚至没有症状，他已经觉得他教的课、开的会、修改的书稿失去了意义；见到同事、学生，他都懒得笑笑。读某些同行的文章，论点愚蠢、混乱，他都没心思纳闷，他们怎如此吃香。有他佩服的学者来访，坐在人群中听报告，他心里嘀咕，理论固然惊艳，能应用于医疗吗？回到家，见克莉丝汀跟往常一样，他真希望听到一声响指，有催眠师将自己叫醒，那天听到的是梦魇。
伊万常对学生们讲，性歧视的一种表现，是低估家庭主妇生养孩子之外的价值。主妇省下的食品、交通、清洁的费用，让人惊讶，还能避免更换性伴侣或者雇请性工作者的风险。至于主妇作为丈夫的专一护理员、心理咨询师，其价值也可想而知。然而现实是，男人对妻子说：我回家了，晚饭在哪儿？他自以为有价值，因为他劳作了一天，额头冒汗，腰腿酸软，挣了工资。妻子受了他的恩惠，才吃上一碗饭。以前伊万讲这些，从没细想有理论没概括的状况，比如说他自己的。如果离开了克莉丝汀他无法活下去，这位主妇又值几何？克莉丝汀死了，他还有勇气回到这间公寓，问一声（不管是对谁）晚饭在哪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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