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药替代也可以。”
杜聿明原本已低头在看另一份文件了，听见她忽然说话，又抬起头来，略显茫然地先看了她一眼，然后又看看桌上的药瓶。阮静秋只觉得脸都要烧熟了，后半句话的音量明显低了下去：“我先前和陈副官说起了的。”
“噢，他是说过，”他仍有些懵懵然地，“你身上还带着这个？”
阮静秋几乎要被他正中红心的话语给问倒了。这次，她的口齿没有配合脑筋一齐高速运转，使得它尴尬地磕绊了两下，才找到一句可以应对的话，搪塞道：“刚才……想到要出远门，就顺手装上了。”
他没有再追问，点点头道：“你有心了。”
火车到达长春时晌午刚过，随行的各位军官大多都在车上用了饭，阮静秋仍为方才的那场对话而无端地感到懊丧与郁闷，勉强吃了几口饭，也觉食不知味，下火车时脑袋昏昏沉沉的。她从没有来过长春，同为东北的大城市之一，这里好像和沈阳有些相似，但又有诸多不同之处。乘车经过街道时，偶尔能看到墙上有些粉刷过的痕迹，大概是为了遮挡此前涂在上面的一些字句。
郑洞国则早就在等着车队的到来，听说阮静秋被抓了壮丁来做他的临时健康顾问，他爽朗地笑了一阵，反问她杜聿明的身体情况如何。她想了想，觉得还是不跟他说得太具体的好，但着重提到，吃药这件事在他那里排不上号，别说医生，就连副官也为此十分头疼。
他听了，重重地“唉”一声，用一只拳头捶了捶另只手的手掌，说道：“就知道是这样，我去说他。”
晚上自然是要有接风宴的，这也是个常见的社交场合，谈生意、谈军事、谈政治，乃至谈恋爱都有可能在一场宴会的觥筹交错里完成。阮静秋也被要求出席，但她既没有准备合适的衣服，也实在没有社交的兴趣，就和以前应付此类场合的方式一样，自己溜出人群找个座位，借着头顶上红红黄黄的灯光勉强那份要修改的文件。杜聿明和郑洞国等几位大员在远处，总是一群人过来轮番敬酒后，又立刻乌泱泱地围过来了另一群人。期间，郑洞国大概向杜聿明说起了她对他吃药情况的状告，两个人不约而同，转过头往她这里看了一眼。神情当然不算严肃，甚至还都是笑眯眯的模样，她却被他俩看得发毛，只好讪笑着挠了挠头，躲去了另一个角落里。
回到沈阳当天，阮静秋就听张主任说，杜夫人曹秀清带着杜家几位公子小姐从南京搬来了沈阳，往后杜长官不住在司令部，日常保健转由医院派来的医生们负责，司令部的军医们如无必要，暂时不用去公馆打扰。东北的战事近来似乎不再像前阵子那么激烈，除了听闻郑洞国仍在热河一线督战以外，其他城市都暂且平静下来；新六军那里也没有更新的动向。局势稳定，把家眷接到身边也是理所应当，在乱世中不得不长久地跟亲人分别，只是升斗小民们无可奈何的常态。继而他又摆出些神秘兮兮的表情，先是问她的年岁，又问她有没有看中的对象，或者家里安排的婚约。他说这话的表情和现代人可谓是一模一样，阮静秋如是心想，假如父母亲带着这样的表情问起这些，那无疑是要催她结婚，外人问起这些，则必然是要开口说媒。她不好在他面前扯谎说“有”，但也实在不想因为回答了“无”而由着他乱拉红线，索性说自己有了意中人，打算择日表白。
在这个时候，就连她自己也还没有想明白，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话确实不完全算是一句假话。但张主任却好像对此胸有成竹，边抚掌大乐，边说他已经明白了，这事一定能成。
阮静秋只当他多半是家中有个不成器的儿子要介绍，更懒得与忽然热衷起当月老的中年男性纠缠，就没再和他深谈下去。她继续按部就班地干活，修改后的材料由陈副官转交到杜公馆后，再没有回音传来，大概没有什么返工的必要，杜聿明也就不必再特意找她谈话了。
起初，她还时常在早晨闹笑话，例如人都已经晕头转向地抱着药箱跑到了办公室门前，才在卫士们莫名其妙的注视中想起他已经搬回了家。后来，材料的事也告一段落之后，她总算不用忍受熬夜又早起的痛苦，但夜晚入睡又变得有些困难，即使躺在床上也忍不住走神或发呆，一晃眼一整晚就过了一半。东北的夏天又过得格外的快，单衣还没穿上多久，晨起和入夜后的风就变得凉了许多。在她意识到秋天已经到来的时候，家里的回信终于寄到了沈阳。可是，随信捎来的并不是能够治愈痨病的药方，而是祖父病重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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