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於政事，大力铲除阉党，且生活讲求节俭，可终究还是无法将明朝的国运自颓势当中拉回。
内忧便已如此，外患更是让明朝皇帝深感头疼；对於山海关内的政权而言，山海关以外之政权皆属外患，而在这些外患当中，又以东北的後金政权，以及西北的蒙古瓦剌政权最为让人头疼，特别是由努尔哈赤所领导之後金政权，在晚明最後的三十年里，一边统一nv真各部、并吞蒙古，一边不断对明朝边境用兵，在扩展着自己的势力同时，也削弱了明代的财力、军力，如此情况导致明朝政府本就因为党争而争闹不休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相b於朝廷内的纷争、不断受到後金侵扰的边界，山海关内的社会环境，普罗大众的生活，基本上也好不到哪里去，而这与当时朝廷所推行的政策和气候环境有密切之关联。
政策方面自不用说，气候环境方面，明朝末年所处的十七世纪前半叶，恰好是小冰河期中期；小冰河期是一种全球x气温下降的现象，不同於冰河期的长期低温所导致之极地与冰川、冰盖大幅扩展覆盖面积，小冰河期的气温下降所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在农业方面。
气温的突然下降对植物而言，影响并不好，除了会导致作物的生长季节变短、产量减少外，还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人口减少、农作物价格上扬、饥荒和瘟疫频繁发生等，或许会有人觉得这很危言耸听，但只要仔细查看《明史》等正史及相关史料记载，大致上就可以得出如此之结论。
明崇祯年间的天灾，从崇祯元年……或者应该说，从万历年间便已开始，先是多年大旱，後遇大水，再遇蝗害，最终大饥，如此之灾害不断循环，致使不少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因此而丧命。
按：不过，其实不只是明代，有关天灾的发生顺序模式，各朝代都是一样的，完全就是旱→水→蝗→饥→瘟的循环，当然也有先发水灾後发瘟疫，或者先发旱灾後发饥荒的状况，但大抵还是逃脱不了这个大模式的循环，所以，每次发生天灾，si亡人数都很惨烈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不管怎麽说，引起明朝末年之乱世的根本原因，与环境变迁和皇帝的作为脱离不了关系，可是，就算皇帝再怎麽想有作为，也得看国家社会的状态是否能够继续支撑，一旦到了穷途末路之际，最终也就只能费尽全力，稍稍地奋力一搏罢了，挽回颓势自是不可能，更甭论再度开创盛世；大概正是因为深知这一点，又不想让自身身为皇室的尊严丧失，明思宗才会在李自成攻陷北京的同时，选择b迫皇后自杀、手刃贵妃与公主、将太子等三位还在世的儿子送到后妃娘家，并自缢於万岁山今景山槐树上，结束其短短三十余年的一生。
如果说明思宗是一位被迫上位、认真为民，却又因个x多疑、用人多疑，最终只能选择自缢殉国的皇帝，那麽，因忍受不了失业、饥荒等所导致的困顿生活，最後身负两条人命，转而投军，进而发动民变、自行称王、间接迫使明思宗自缢的李自成，就是一个以罪人之身，行君王之事的人了。
兴许会有人觉得，李自成既然身负二条人命，是个罪人，那麽，在本x方面，怕是个恶劣之人，可是，事实上，若单论李自成在入京之後的作为及风评，则其本身虽非完全的纯良，但却也绝对不是完全的恶x，相反的，因为出身於民间的关系，他很清楚扰民之後所会导致的局面，是以，其在入京之後，便下令伤人及掠人财物妇nv者杀无赦，以此维护北京城内的秩序，可惜的是，如此秩序井然彷若昔日的场景并没有持续多久，就算李自成想要为民，终究也还是架不住下属心中的贪婪慾念膨胀──农民兵本就是群为了自身生存而集结在一起的，毫无纪律可言的团t，虽然有领导人负责指挥，可领导人之地位却不是永久的，一旦这名领导人的决定与农民兵众相违背……下场自然可想而知。
这些农民兵举杆起义，或者应该说是谋叛，原本乃是为了生存──小冰河期的气候所造成之粮食欠收，影响范围远超乎一般人所想像，粮价上扬过快所产生之结果，使得只有富贵人家才买得起粮，普通百姓却饿到只能挖草、啃树皮度日，特别是一些本就雨水不丰的地方，如陕西，在当时更是因长年的大旱而民不聊生，人相食、鬻妻卖子等字眼出现在正史的五行志当中，这绝对不是史书编撰者为求x1引读者目光而ga0出来的夸大，实在是因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为了生存，人们只好选择远离家乡，甚至卖妻食子，因此，当这些重大灾难发生时，普通百姓往往是最受苦受难的一群。
可是，一旦为了生存的目标达到了，这些农民兵却常常不见得会就此收手，这又是为何？只因为，他们尝到了起义谋叛的甜头，但彻头彻尾忽略了後果，任由野心不断的膨胀，也放任着慾念的滋长，最终还是引发了民怨，若不是因为李自成在民怨累积到最高点的前一刻，率军直奔山海关征讨吴三桂，想必他们不被清军围剿，也会被另一波起义给推翻，或给削弱势力，最後被清军抹杀。
崇德八年九月辛丑，地震，自西北而南有声。壬寅，济尔哈朗、阿济格征明，攻宁远卫。
第一版主